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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萬眾期待中正式發布。兩年來，在粵港澳大灣區這片熱土上，港澳與內地加速融合，人員、物資、資金、信息等要素流通更為便捷，區域發展呈現新格局。雖然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也無可避免地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但借助國內疫情防控得當以及新技術的應用，使得區域經濟秩序有序恢復，市場信心快速回升，體現出大灣區非凡的韌性與活力。受訪專家表示，在全國發展的新格局下，粵港澳大灣區應當成為中國「雙循環」經濟發展格局的一個重要樞紐。而經過不斷地改革和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必將實現成為國際一流灣區的目標。

惠策助力互聯互通加碼

香港青年參訪深圳，共話大灣區發展機遇。

2018年底，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任CEO的香港青年霍展邦開始自主創業，創辦了科宜思自動化技術控股有限公司，以香港為總部，再選址中山、佛山、廣州花都開設分公司。不久，《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出台，霍展邦當時便預判，這個區域將會步入發展快車道。

創業期間，霍展邦花了不少時間做市場調研，也花了不少時間與國內外夥伴磨合、協調、溝通。他向本報記者表示，這幾年，由於一些新經濟業態的發展，很多年輕人已不再想回到工廠車間打工，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製造業企業紮堆的地區，自動化企業將擁有很大機會。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申明浩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兩年來，粵港澳加強互聯互通成績斐然，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首先是科技創新的協同在不斷深化。廣東省出台了很多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條例，包括「科創12條」。同時，香港高校的很多應用科技學院與珠三角的企業也開展了長足合作。香港大學等4所香港高校在廣州和深圳都設立了科技成果轉換基地，香港中文大學和其他6所香港高校，在廣東省設立了70多個新型研發機構，這些都是在創新方面取得的成就。

第二是要素流動更為便利化，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實現了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大灣區內部也允許一些科研機構人員參照企業人員辦理赴港澳多次往返的商務簽證。廣東省還實施了外國人144小時過境免簽的政策。前海和橫琴在國際通信專用通道、國際互聯網數據專用通道方面也都獲得了國家批准。

第三是市場互聯得到很大推進。例如《規劃綱要》出台後，新的CEPA率先用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模式對港澳開放，開放的服務業部門達153個，覆蓋面達到95.6%，而且還單獨賦予了自貿試驗區中十項對港澳的開放措施。此外，整個大灣區在營商環境方面得到了很大改善，多項職業資格認證也實現了互認，基金互聯互通實現了很大進展。

第四，港澳居民到廣東、內地發展更加便利。包括港澳高校在大灣區建設校區，港澳居民到內地就業，幫助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在內的各種方案，其中最受關注的港人港稅、澳人澳稅等稅收優惠政策，目前也在積極推進落實中。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高級研究主任方舟向記者表示，今年是中央頒布《規劃綱要》兩周年，而距2017年3月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要制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則已將近4年。可以看到，大灣區這些年來所有的工作都在朝著兩個清晰的方向推進：其一是推動要素的便利化流動，包括人、資金、物品、資本、信息、數據等；其二是相關規則和制度的對接。這些措施有利於港澳地區更加深度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方舟說：「由於粵港澳三地的制度不同，管理上也有很大差異，所以要通過一些特別的安排讓制度或者規則之間有一個接口，使合作更順暢。近兩年來在經濟與科技方面，比如在科技資金雙邊跨境流動、科研設備免稅安排、深港河套區合作區建設等領域，大灣區均取得明顯的成績和進展。民生方面，主要是港澳年輕人在內地就業、創業、生活有很多便利舉措。這些都有利於粵港澳地區的融合。」

他笑言：「有一個最現實的例子，就是香港居民到內地開銀行賬戶的問題，好幾年沒有解決，但《規劃綱要》出來後就解決了。這一點包括我自己都是受益者，沒有在內地開銀行賬戶，微信紅包就不能收。我以前都沒收到過微信紅包，但現在我也能搶微信紅包了。」

申明浩指出，《規劃綱要》的出台，讓民眾對大灣區建設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認識。過去各個地方強調錯位競爭，各自儘量做不同的產業，就是「你做的我不做」，主要是擔心產業結構同質化，但這實際上並不利於城市發展，而《規劃綱要》更加注重協同發展。最近國家提出「雙循環」的發展新格局，香港又有了一個新的角色和定位，特首林鄭月娥在一次會議上專門講到，香港要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大循環的促成者，這也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新變化。

疫情倒逼產業合作升級

澳門青年珠海創業，融入國家高速發展大潮。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也難免受到影響。

申明浩認為，疫情對於大灣區的不利影響主要是在人員往來方面。過去大灣區的人員往來非常密切，但疫情暴發後，人員往來大幅減少，很多原定的活動無法開展。不過他表示，新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疫情的不利影響。比如視頻會議、在線辦公、遠程辦公、遠程教育等，這些新業態過去被認為可有可無，但現在變成了常態。這些方式不僅降低了疫情的衝擊，還為大家節約了更多交通和時間上的成本，讓交流變得更順暢。

方舟也認為，雖然疫情使大灣區的人流往來受到限制，但這並不能撼動大灣區經濟的蓬勃生機，資本的往來更加便利化了。就他了解的情況來看，內地防控疫情的效果非常好，生產沒有受到很大影響。全球經濟萎靡，中國內地增長卻一枝獨秀，港商對內地的投資可能還會更多。

霍展邦亦對本報記者說：「疫情除了讓本人長時間無法回家以外，對公司的影響反而比較偏正面。因為我們公司是做工業自動化改造的。一個企業或者工程要做自動化改造，那麼他們的生意肯定很好，此次疫情破壞了全球供應鏈，而中國的供應鏈是齊全的，所以很多工廠的業務比疫情之前還繁忙。在回港之前，有客戶對我說：『展邦，之前說的五年自動化計劃，現在要變成三年了。因為今年我們的生意太火爆了。』」

渣打銀行和香港貿發局最近推出的一個營商景氣指數顯示，2020年第四季度，大灣區的營商信心持續改善，2021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將會回歸正軌。這主要是由於大灣區的基本面，無論從產業供給端還是消費端，抑或是國際貿易的進出口端，以及新的增長動力，大灣區在各個方面都能夠給全球經濟帶來正面影響。

此外，疫情還成功倒逼大灣區內部的一些合作。方舟表示，近期，疫情令許多香港居民無法返港，他們的醫療需求就必須在內地滿足。可是由於這些居民的醫療信息大多在香港，無法帶入內地，迫使兩地醫療合作有一個新的突破，即允許香港公立醫院在病人同意的情況下，把相關病例轉給港大深圳醫院。這樣港人在深圳就醫就會更加方便。

創新驅動打造一流灣區

港珠澳大橋為大灣區融合發展提供重要平台。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正越來越向世界一流灣區邁進。申明浩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全球產業鏈最齊全的配套能力，在中國擁有的41個工業大類中，大灣區就擁有其中40個，僅僅沒有煤炭開採業。而粵港澳大灣區擁有的超大市場規模在區域經濟中更為少見。同時，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區域創新圈排行榜中，深港創新圈躋身世界前二。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粵港澳大灣區佔全國一半以上，而且近幾年來，發明專利數量居世界四大灣區之首。粵港澳大灣區的規模、質量都如此之高，還在一個小時生活圈內，擁有廣州、深圳、香港三座特大型國際化城市，在世界所有的經濟區當中都具有獨一無二的競爭力。珠三角實際上是全國乃至全球產業關聯最密切的地區，粵港澳大灣區應當成為中國「雙循環」經濟發展格局的一個重要樞紐。

申明浩指出，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1年經濟工作的部署來看，「十四五」期間，國家會強化國家戰略科技的力量，把科技放在首位，這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科技創新是多重利好。如果把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經濟體，其發展階段正處於趕超發達國家的中後期，部分產業已超越發達國家，更多產業則正在超越。中美發生貿易摩擦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制裁重災區也在大灣區，所以，大灣區需要增強戰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增強產業自主創新能力。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在制度上還可以有更多突破。方舟表示，在一些重大產業合作平台上，可以有更多創新。其他區域的一些改革也可為大灣區提供借鑒。比如海南自貿港，海南封島之後將變成離岸金融區，深圳前海或一些有條件的地方也可開展此類研究。這樣，粵港澳大灣區內就有一個可以與香港完全打通的離岸型金融體系。包括珠海與澳門在橫琴島的合作也可能會有一些新突破，例如除澳門大學橫琴校區之外的一些特定區域，雙方正在探索實現共同規劃、共管共享。這在深港、粵港之間或許也是可以研究的。

而作為企業家，霍展邦最關注的還是人才。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層級的布局，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對標日本和美國的灣區，所以人才真的非常關鍵。相信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一定可以建成世界一流灣區。」（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